梁启超

梁启超简介

许知远“梁启超五卷本”第二卷,讲述走向世界的梁启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以日本横滨为基地,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促发了中文世界新知识与新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影响巨大且深远;同时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建立保皇会的全球网络。

本书以大量细节还原历史场景,塑造了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维度的政治亡命者形象;并以梁启超为中心,牵引出严复等维新同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李鸿章、大隈重信、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人物,更有温哥华的叶恩、新加坡的邱菽园、悉尼的梅光达等散落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的热情与挣扎,敷演出一部19、20世纪之交的全球风云画卷。

三十而立的梁启超,以世界经验反观中国困境。他逐渐...

梁启超 名言/名句/语录

大多数围观者可能并不清楚这六人姓甚名谁,又犯了何罪。他们对行刑本身更感兴趣。公开处决是朝廷彰显权威的一种仪式,它也是一场暴力狂欢,总吸引着围观者的雀跃,作为他们单调日常生活的调剂。在一张记录犯人被砍头的旧照片上,围观者几乎拥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里并没有同情或恐惧。一位英国旅行家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法场:“犯人们任由官差将他们从囚车中带到满是泥泞的刑场,并且跪成一排。剑子手用一柄弯刀,砍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头颅,每一个头颅都是一气呵成。刀刃一旦变钝,他的下手就会立马给他换把新的。”死亡的方式也明码标价,若想减少痛苦,可以贿赂刀斧手让其一刀毙命,甚至可以使用特别的麻药。连受刑者似乎都是麻木的,“犯人在面临死亡之时通常是面无表情的,偶尔他们被恐惧全面地侵袭了,他们在死前会发出最后的嚎叫:‘救命!救命!”45 他的效率再度令人震惊。12月23日,他抵日本不过两个月后,新报纸于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出版。封面设计延续了《时务报》的风格,“清议报”三个大字居中,英文THE CHINA DISCUSSION列其下,还有ISSUEDTHREE TIMES PER MONTH(每月三期)的小字,每月初一、十一与二十一日发行。右上角两种纪年方式并存,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与光绪二十四年,这是康有为尊皇保教思想的延续,也是一种对时间的重新定义。对于读者,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鸣呼!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他们在发刊词中读到的,正是维新派作家们钟爱、泛滥使用的语气。他们制造紧迫感,促人警醒,催生行动。没人比梁启超更善用这种行文,呼号之余,他将中国的过往与刚刚习得的西方知识融为一体,《时务报》就是这样征服读者的头脑的。梁启超将《清议报》视作《时务报》的延续,后者在上海的疾呼与长鸣,象征着维新事业的开端。如今中国则进入了一个压抑时期,就如欧洲在1815一1830年的反动时期。在他眼中,19世纪是改革的世纪,也是流血的世纪,不管英国、法国、奥地利,还是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在中国,这个过程尤其艰难,千年的专制统治令义侠之风早已消失,且“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百日维新以六君子之血告终,却有如“一声春雷,破蛰启户”,必会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梁启超要以《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希望四万万同胞以及图谋亚洲自治的黄种人都支持这份报纸。”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万万同胞”的概念,或许流亡的距离感令这四万万人变成了一个更清晰、更整体性的存在。它也将是近代中国最被神话的词语,四万万变成巨大的杠杆,屈辱被放大,力量也因此陡增。 梁启超成功、或许过分成功地重塑了自我。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以横滨为基地,对中国政局发挥了意外的影响力。明治晚期蓬勃的报刊、书籍冲击了他的思想,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还变成一座不断延展的知识桥梁,几代人将借助他来进人现代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心灵。 比起生花妙笔,他更期待以行动者的面貌示人。他创办实业,展开武装起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舞台。从横滨、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他成了老练的全球旅行者,与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官会晤西奥多·罗斯福,还穿梭于散落各处的唐人街,观察、体会华人在异域的屈辱、希望与独特之生命力。即使置于世界坐标,他的广阔经验也少有人及,在那一代中国人中,更独一无二。 热枕不仅来自华侨,加拿大官方与媒体对他同样深感义 趣。4月8日,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副总督的陪同下参观了 省议会与教育厅,并发表演说。在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他对 着上干名华人移民讲述了光绪皇帝的故事:领导变法,被囚 瀛台,宠爱的珍妃被打人冷宫,作为皇帝顾问的自己的出逃 经历。这是康有为第一次面对普通人演说,与北京、上海、 广州那些士大夫以及东京的政客、文士不同,台下的矿工、 洗衣工、杂货店老板、贸易行东家不喜欢文雅的修辞,更习 惯直截了当的表达。这再度证明了康杰出的演说才能,他不仅能征服前者,同样也能取悦后者:他将真实与虚构、广博知识与民间演义混为一体,说被困在瀛台上的皇上想吃一碗鸡粥而不得,珍妃冬天只有单衣可穿。观众深深被他吸引,随着戏剧演变而情感跌宕。演说结束后,他问台下观众“愿中国自强否?愿者抚掌!”听众们激动难耐,全体鼓掌;他又问“愿皇上复政否?愿者抚掌!”听众再度掌声雷动。对这些飘零在外的华侨而言,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把自己与北京权力中心联系起来,中间只隔了台上的这位康先生。在这惊心动魄的放事和掌声中,他们也得到了少有的归属感,自觉属于一个更伟大故事的一部分。康先生也向他们许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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