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成功、或许过分成功地重塑了自我。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以横滨为基地，对中国政局发挥了意外的影响力。明治晚期蓬勃的报刊、书籍冲击了他的思想，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还变成一座不断延展的知识桥梁，几代人将借助他来进人现代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心灵。 比起生花妙笔，他更期待以行动者的面貌示人。他创办实业，展开武装起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舞台。从横滨、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他成了老练的全球旅行者，与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官会晤西奥多·罗斯福，还穿梭于散落各处的唐人街，观察、体会华人在异域的屈辱、希望与独特之生命力。即使置于世界坐标，他的广阔经验也少有人及，在那一代中国人中，更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