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效率再度令人震惊。12月23日，他抵日本不过两个月后，新报纸于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出版。封面设计延续了《时务报》的风格，“清议报”三个大字居中，英文THE CHINA DISCUSSION列其下，还有ISSUEDTHREE TIMES PER MONTH（每月三期）的小字，每月初一、十一与二十一日发行。右上角两种纪年方式并存，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与光绪二十四年，这是康有为尊皇保教思想的延续，也是一种对时间的重新定义。对于读者，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鸣呼！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他们在发刊词中读到的，正是维新派作家们钟爱、泛滥使用的语气。他们制造紧迫感，促人警醒，催生行动。没人比梁启超更善用这种行文，呼号之余，他将中国的过往与刚刚习得的西方知识融为一体，《时务报》就是这样征服读者的头脑的。梁启超将《清议报》视作《时务报》的延续，后者在上海的疾呼与长鸣，象征着维新事业的开端。如今中国则进入了一个压抑时期，就如欧洲在1815一1830年的反动时期。在他眼中，19世纪是改革的世纪，也是流血的世纪，不管英国、法国、奥地利，还是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在中国，这个过程尤其艰难，千年的专制统治令义侠之风早已消失，且“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百日维新以六君子之血告终，却有如“一声春雷，破蛰启户”，必会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梁启超要以《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希望四万万同胞以及图谋亚洲自治的黄种人都支持这份报纸。”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万万同胞”的概念，或许流亡的距离感令这四万万人变成了一个更清晰、更整体性的存在。它也将是近代中国最被神话的词语，四万万变成巨大的杠杆，屈辱被放大，力量也因此陡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