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他们多年来所期待的事情，他们卸下了一份担忧。现在他们肯相信我不会跟随便什么人来往，或是变成精神失常的人。他想用他的积蓄来帮助这个年轻的家庭，希望以无尽的慷慨来弥补他与女婿之间文化和权力上的差距。“我们现在不需要太多东西了。”婚礼的宴席在一家面朝塞纳河的饭店举行。他的头微微向后仰着，两只手放在膝盖间摊开的餐巾上。他微微笑着，目光茫然，像所有等待菜肴时感到无聊的人一样。这个微笑也表明他觉得今天这里的一切都很好。他穿了一套蓝色条纹西装，这是他让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里面还套了一件带袖口的衬衣，生平第一次。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在谈笑间朝他瞥了一眼，我相信他并不感到快乐。此后，他和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那时，我们住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座旅游城市，我的丈夫在那里的政府部门任职。我们家的墙壁上铺着麻布，喝威士忌作为开胃酒，收音机里放的是古典音乐。对看门人简单地问声早安。我悄悄进入了这一半世界，而另一半世界与之相比则只是一种陪衬。我母亲写信说：“你们可以回家里来休息休息。”她不敢说让我们回去看看他们。我一个人回去了，而他们的女婿对他们冷漠的原因我却不愿说，这些原因在我和他之间难以描述，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总是去讥讽，怎么会在一群“老实巴交的人”中间找到共同语言呢？尽管他也承认这些人的热情和好客，但在他眼里，这并不能弥补他所感到的缺憾：精神交流。而在他的家庭里，比如说，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只杯子，某个人马上就会说道：“请不要去碰它，它已经碎了。”（苏利·普吕多姆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