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和来自波尔多的一个学政治学的大学生结婚时，她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她身子在颤抖，她在寻找阻止我的理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落后的农民意识又不经意地冒了出来：“这个小伙子不是我们这里的人。”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甚至很高兴，别人不会说我“嫁给了一名工人”，因为在一个小城镇，婚姻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根本标尺。于是，围绕着购买锅碗瓢盆，为“大日子”做准备，之后会围绕着孩子，这一系列活动再次让我们母女有了默契。我们之间的确再也没有别的了。我和我的丈夫有同等的学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奇遇》，我们都支持左派的观点，但我们的出身不一样。在他的世界里，人们虽然算不上特别富有，但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上发生的事都有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