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即使在生活困难的环境下，阶级特权和微妙的心理激励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贫穷并不等于耻辱。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拒绝腐败的人都是穷人。但我当时没想明白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家竟然还能雇佣两个仆人——他们都没有工资，有工资也不能定期发放，因为父亲的工资是不定期发放的。当时，我还应该多注意一下父亲和他朋友们的教育水平。当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时——他们经常在客厅里聊天，屋里很快就充满了香烟的烟雾，或者在夏天繁星下的院子里聊天——话题就会天马行空地从政治跑到天文，又从元代的戏剧飞进罗素的逻辑学里。他们的中文里夹杂着英语、法语和德语。我怎能忘记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合情理之事：当年，父母自己都食不果腹，却还能邀请尊贵的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来共进晚餐？为了这件事，我们简陋的家被大动干戈地改造了一番。为了腾出一个本不存在的餐厅，父母把卧室里的家具都搬到了邻居的院子里，而我们这些孩子则愉快地被逐出了家门。在一个很少见到汽车的村庄里，大使的豪华轿车就像一艘来自外太空的闪闪发光的飞船，车上的挡泥板前飘扬着小小的美国国旗。我常用“公民”“文明”“世界”“世界舞台”等词语来表达眼界、力量和上进心等意思。中国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推崇一种远远超越国界的知识扩张主义。这样，孩子们就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心灵网络（即“关系”）了，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相信他或她与牛顿这样的伟人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现在，我想就更具社会政治意义的扩张主义和关系来谈谈我的看法。众所周知，社会阶层越高，其活动的时空范围就越大。在中国，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士绅家庭都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传递出去，远远超出他们居住的村庄、城镇或城镇群。家庭的个性和历史，同当地、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个性和历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听父亲讲先辈们的故事，却无意中听到了（尽管我不应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