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翻开一本名为《20世纪的中国》(The Chinese Century: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的书时，才意识到这种对“大我”的遗忘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它唤醒了我对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我们家庭的故事——也是属于我本人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当我看着照片和文字时，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让我震惊。这是我的先叔祖段祺瑞穿着元帅服的照片。他1912年至1914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理，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我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他庇佑着段氏全族。段氏一族起源于安徽，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唐朝，全族都聚居在一起，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家族分裂，各奔一方。到了近代，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支居于银山（我们家），另一支居于合肥（段祺瑞属于这一支）；一支是穷人（我们家），另一支家财万贯。段祺瑞资助了我父亲上学，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我很快就会讲到。与此同时，这位大元帅的影子一路跟着我来到了美国。1956年，我到印第安纳大学的第一次面试中，一位对我能否被录用有发言权的亚洲史教授惊呼道：“你是中国总统的后裔啊！”要不是后来我想起了童年时的那些故事，我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20世纪的中国》里还有一张照片，是1940年，汪精卫身穿燕尾服，向一名德国外交官敬酒。汪精卫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这位亲戚做了什么呢？他就像法国的贝当(Pétain)，是一个集民族先锋和叛徒于一身的人物。他在1940年至1944年担任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期间投靠了日本人。这可以算得上家丑。我记得听大人们谈起他时，既有疑虑，又有自豪。为什么会自豪？毕竟他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错误地以为，自己是爱国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与力量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合作，中国才能得救。至于感到疑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