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布鲁姆）反对＂政治地＂读文学作品，在他看来，用意识形态去读经典作品，等于不充分地读，而不充分地读，则不仅＂无异于在认知上和美学上受欺骗＂，而且使读者和作家们都变成畸形。因此他认为王尔德的话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无远弗届的时代特别有价值。王尔德说：“在艺术中一切都重要，除了题材。”所谓题材，应是指各种主义和社会、历史观念先行的题材。即使对被他纳入讨论的托妮·莫里森，布鲁姆也不给面子。当莫里森要求读者从社群角度来考虑她的人物时，布鲁姆评论道：“我听到一种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回到我在本书开始的论点：为服务于任何意识形态而读，等于根本不读。”意识形态的解读，当然不限于“政治地”解读。强迫症似的从性、从心理学角度，尤其是从性心理学角度解读，也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解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托马斯·曼的解读。布鲁姆的语调，一向压得又低又平淡，仿佛在跟你耳语，但在这里我们不难听出他的痛心疾首：“20世纪伟大作家中最反讽的托马斯·曼，似乎已经被失去了。他的新传记一部部出版，而关于这些新传记的书评，几乎总是集中于谈论他的同性恋情欲，仿佛他必须被我们核实为同性恋者，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从而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占一个位置。”这类现象已变成一种摧残力，如同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