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开始鄙视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鄙视金钱。我开始抄写兰波(Rimbaut)和普雷维尔(Prévert)的诗。在作业本的封面上粘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的照片，听布拉桑(Brassens)的歌曲《坏名声》。我感到百无聊赖。我以一种浪漫的方式度过了我的青少年叛逆期，好像我的父母都曾是资产阶级。我把自己看作是不被理解的艺术家。对母亲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成为和别人一样的有钱人。我不理解她对我的严厉的责备，就像她也不理解我的态度一样：“如果你十二岁就被送进工厂，你就不会这样了，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她还会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可你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