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他的写作，以及我与他的谈话，帮助我在很长时间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吸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马克思主义者们触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地绕过他们的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太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常常从正确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永远屈服于他们自己的教条的压力，以扭曲事实来适应这些教条。不管怎样，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误解：如果我青年时代确实赞成左派，那么我又怎样会同时受一个神秘主义者——人们常常用这个标签来形容我的堂兄——影响？在三十年代，这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矛盾。经过这么一段时期，现在回头看，我一点也不觉得矛盾。一九三一年，在维尔诺市，一个文学团体“火炬社”诞生了，我是创办人之一。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美国股市崩溃之后不久，这次股市崩溃造成的巨大后果并非只局限于美国。欧洲国家失业率上升，在德国达到八百万人；在资本主义进入衰落之际，似乎只有一场革命才可以把世界从饥饿和战争中拯救出来。不幸地，在邻国德国酝酿的革命，将是一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革命。第二个形容词表明对已在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信仰的让步，如同以铭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入口的“劳动使人自由”来表明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存在。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的团体站在左派一边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奇怪的是，等待革命并没有妨碍我们同时期待一场末日式大灾难：这是一种比其他东西都要直觉的预感，因为哪怕是广义的残暴和希特勒的夺权企图都无法预知将发生的事情；恐怖很自然地弥漫于空气中。我们的团体被人称为“灾变论者”，这促使我思考“希望原则”——姑且借用欧内斯特·布洛赫的说法——所体现的种种形式。希望原则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本源，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毕竟是在狂喜时代形成的，而《共产党宣言》的日期，一八四八年，本身就足以说明。每当人们预见一场剧变，它终结既成秩序，带来净化的新现实——被一场革命、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