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牵涉到社会秩序，我们便立刻预感到是骗局。帕潘姐悲剧的大致情况，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无论在鲁昂还是在勒芒，甚至在我的学生们的母亲之中，都有这样的女人，她们会从佣人的保证金里扣除一个砸碎的盘子的钱，戴上白手套检查家具上是否残留有灰尘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女人真是死有余辜。从某些报章刊出的旧照片看，克丽斯蒂娜和莱雅烫着卷发，配上洁白的绉领，似乎都挺文静啊！怎么都变成了刁蛮的泼妇，就像悲剧发生后拍摄的、交给公众裁决的照片上所展示的那样？其实罪责应该归咎她们童年时的孤儿遭遇和随后所受的奴役，归咎于正人君子们所美化的专门制造疯子、杀人犯和恶人的制度。这个像绞肉机般的制度的惨无人道，只有通过典型的惨无人道的事件，才能使它受到公正的揭露。姐妹俩成了黑暗的司法制度的工具和牺牲品。报章告诉我们这姐妹俩有着性爱性质的恋情。我们不由得想象在那凄凉的阁楼里她们爱恨交织的夜晚。可是，看了法院的预审报告，我们傻了眼。不可否认，姐姐患有剧烈的妄想症，妹妹患有同样妄想症。因此，我们认为她们无节制的行为是放荡的野性发泄就错了。她们打了人，或多或少是盲的，是处于模糊的恐惧之中。这一点我们很不愿意相信，继续暗暗欣赏她们。尽管如此，当行政部门的精神病科医生宣布姐妹俩精神健全时，我们还是感到气愤。1933年9月，我们在《侦探》杂志上看到几个胖农场主和缴纳营业税的商人的嘴脸，全都对自己的道德和健康充满自信。那两只“疯羔羊”的命运就要由他们来决定。他们判决姐姐死刑，但在判决两天之后给她穿上束缚疯子的紧身衣，将她终生监禁在疯人院里。我们只好顺应事实。如果说克丽斯蒂娜的病稍稍减轻了她的罪行，陪审团成员所谓的义愤则加重了她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