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1932年，有一个日本使团造访柏林，研究纳粹运动。当福格特（F。A。 Voigt）问其中一个成员对纳粹运动有何观感时，对方回答说：“真是了不起。但愿我们在日本也能有类似的运动，只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日本并没有犹太人。”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显然就是个中高手；他们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选定民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敌人。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的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決和最持久的努力。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一一愈多愈好一一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哪怕在我们的不满是合理的情况下，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儒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我们更可能的反应是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恨一个有不少优点的敌人要比恨一个一无是处的敌人容易。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上是个差劲的仇恨者。一个美国人对另一个美国人（如胡佛总统或罗斯福总统）的恨要比他对任何外国人的恨更凶很。与此一贯的现象是，较落后的美国南方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更排外。要是哪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