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摄影家喜欢拍摄中国，素有传统，从布列松著名的40年代中国影像，到和新中国发展做同步的“民间’’ 记录的马克· 吕布，还有何奈· 布里( Rene Burri)略带幽默地记录的上个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丰富饱满，甚至超出了一个中国摄影家所能/ 所应该记录的，换言之，他们几乎替代了我们来记录我们的历史。这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历史常常不容我们自己记录，或者是因为 “某种特殊原因”，或者因为 “国情’’，或者就怪我们的摄影家自已设有胆量和历史敏感。就像关于70 年代的中国只有安东尼奥尼( Antonioni) 的纪录片《中国》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见证、我们的抗战时代也只有奥登( oden ) 的组诗《战时十四行》做了足够深刻的总结一样，面对中国的历史，中国摄影家的缺席和导演、时人的缺席一样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外国人的记录也有其吊诡的地方，且不说这完全来自异域文化的眼光能否真正洞察到中国精神的底层，还有更直接的： 他们的外国身份固然为他们提供了特权，但同时也带来了不便——被拍摄的中国人怎能不注意这拿着漂亮相机的金发碧眼老外？可是布列松等玛格南图片让传统的纪实摄影家最强调的就是不干涉对象，他们的照片都是偷偷摸摸不知不觉地 “猎影” 下来的。有时我真佩服这几个老爷子，他们隐藏自己的功夫一流，得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影像，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也失去了和被摄对象交流的机会，看不见中国人的反应。比如马克. 吕布那张著名的镁《Beijins，1965》他躲在琉璃厂的大格子窗往外拍，窗框成了他分割画面的框线，但也成了分隔他和中国百姓的距离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