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书上提到，美国极力反对承认在卢旺达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屠杀，而且还拼命搜罗“这不是一场屠杀”的理由，对事实不予正视。即使大量图西族人的尸体被报道曝光，美国也只是采取了“无法断定是否为屠杀”的暧昧态度。为什么？因为一旦承认其为屠杀，那么就有可能被联合国依据国际条例要求采取行动。联合国也是一样，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身处日本的人们则都认为，一旦有什么大问题，美国和联合国肯定会处理。反正有警察在，应该没事吧——差不多就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决定美国和联合国态度的不是根本使命感和道德观，而是另一种东西：厉害分析。王子凭直觉意识到，这并不是只存在于非洲小国的事例，自己的学校也同样适用。如果将学生之间的问题，比如说欺凌或者暴力，当做大屠杀来理解，那么老师就是美国和联合国。就像美国不接受“屠杀”这一称呼一样，老师也不愿意承认欺凌的存在。一旦承认，各种精神上、事务上的烦恼便会随之而来。所以，王子便想是否可以讲老师卷进来，反过来制造一种“欺凌确实存在，但却不被视作问题处理”的状态。首先，要让老师认识到，如果承认了欺凌现象存在，会给自己带来大量的麻烦；接着，要让她感受到自己可能收到波及，产生可能会成为受害者的恐惧；另外，还要替她准备一个可供自我辩解的理由——虽然没有积极的去处理，但是我已经尽了身为教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