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藤将“女性的自我厌恶”称为“‘近代39;给日本女性植入的最为深刻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自我厌恶，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厌女症通过比较而被强化，将两者相比，也就意味着两者是可以比较的，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双方具有可比的公约项。在性别和身份的差异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来接受的世界里，有的是“区别”而非“歧视”。只有当“都是一样的人”这种可以公约的“分母”出现之后，“歧视是不应当的”的心性才会产生。性别歧视本身，并非从前不存在，但“近代”通过“比较”反过来将这种歧视强化了。所以，控诉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是作为近代社会的直接后果而诞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已故的女性学先驱驹尺喜美，对“从‘区别’升格为‘歧视’”的变化表示欢迎，而不愿看到这种变化的人们，则总想把“歧视”拉回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