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记述了“儿子如何成为父亲、女儿如何成为母亲”的成长故事。在父权制度之下，这个问题可以换写为，“儿子如何成为厌女症的父亲、女儿如何成为厌女症的母亲？”...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早晚会成为那个父亲的命运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地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中略)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需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上野，1994：199—200〕...对于女性，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当女性作为“妻子”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于是，儿子们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要……”，他们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