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英语的运动动词描写他们的活动。这不会使他们复活，但英语语法也许至少可以证明是一条比俄语更好的逃跑路线，使他们逸出国家火葬场的烟囱。用俄语来写他们，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被禁锢，进步把他们变得微不足道，最终变成机械式的消灭。我知道，不应把国家与语言等同起来，但是当两个老人在无数的国家机关和部门穿梭，希望在他们死前获准去外国探访他们唯一的儿子时，却是俄语在连续十年间被用于一遍遍告诉他们，国家认为这样的探访是“无意义”的。至少可以说，这种话语的一遍遍重复，证明国家与俄语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此外，即使我用俄语把这一切写下来，这些文字在俄罗斯也将不见天日。谁会读到它们呢？少数其父母在同样环境下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侨民？这个故事他们太熟悉了。他们知道不准他们去看临终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知道当他们提出要求紧急签证去出席某位亲人的葬礼的申请之后，那没有回音是什么感觉。接着是太迟了，于是一个男人或女人放下电话筒，出门，走进异国的下午，充满某种既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哀号足以表达的感觉…我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安慰他们？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擅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也没有任何手中握笔的人可以修补这些灵魂；不，这工作只有全能者才可以胜任，这也正是他终日在做的事情。因此，但愿英语可以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我随时准备用俄语读、写诗或信。不过，对玛丽亚・沃尔佩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来说，英语提供了一种与死后生活更好的相似性，也许是除我本人之外唯一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