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直觉的偏好，是读书而不是行动。难怪我们的实际生活多多少少是一塌糊涂的。即使我们之中那些能够穿过“高等教育”——连同其不可避免地要向现行制度说空头话和卑躬屈膝——那层层密林而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逃不过文学施加的良心不安，再也维持不下去。结果我们都打些零工，做下人或编辑——或某种无脑的活儿，例如刻墓碑铭文、画蓝图、翻译科技文章、做会计、书籍装订、X光显影。有时我们会突然出现在彼此寓所的门前，一只手拿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拿着糖果或花或小吃，彻夜地谈话、闲扯、大骂楼上官员的白痴行为、猜想我们之中谁会先死。但现在我必须搁下代名词“我们”。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可用俄语写出比他们更好的作品，没有人比他们更深刻地鄙视我们的时代。对这些人来说，文明不仅仅意味着每日的面包和每夜的拥抱。与看上去的相反，这不是另一个迷茫的一代。这是唯一一代找到自己的俄罗斯人，对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尔施塔姆比他们自身的命运更迫切。他们不修边幅，但仍能保持优雅，受过他们最接近的大师无声之手的指点，他们像兔子一样奔跑，逃离无所不在的国家猎犬，以及更加无所不在的狐狸；他们衰弱，变老，但依然保持对那叫作“文明”的不存在（或只存在于他们秃顶的头脑里）的事物的热爱。无望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他们觉得至少那个世界跟他们一样；现在他们知道那个世界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打扮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