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二十四岁，已经开始写小说，但这个年龄还是会被人当作孩子。我却自认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与如今认识到自己不成熟的我相比，当时的我可以说是幼稚。 父亲住院时我之所以会陪着，也是因为母亲打电话给我：“你爸爸要去住院，你能帮他搬行李吗？那天我有别的事没法去。”我同意了，多少是出于身为独子的使命感吧。不，我是为了母亲。因为父亲很少在家，家里的事、学校的事、与社会接触的种种事项，都是母亲孤军奋斗。这既是对母亲的感谢，也是慰劳，从小我就牢记要竭尽所能地孝顺母亲。 我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被查出恶性肿瘤、时日无几的，而父亲也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感觉很不真实。虽然不是毫无触动，但对我来说，父亲是个只会在公司里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人，那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刚知道他不能去公司了，接着就要去医院了吗？真是个不回家的人。 “病情和手术说明我自己都能听，接受诊查时你不用同行。”父亲并不是在逞强，而我也回答“你高兴就好”，随后把行李搬完，我没有把“到现在为止你做事不都是凭高兴吗”这句话说出口。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故意找了点事不去陪父亲。我不认为会有什么事比时日无几的丈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住院更重要，所以那会不会是母亲所能做的反抗？罢工一天，不陪父亲住院，她或许是要借此来发泄一直压抑的情绪。我是之后才想到这一点的。大概是在母亲因心肌梗塞倒下去世、我为她准备葬礼时才察觉，在父亲住院当天不去作陪，那一定是母亲质朴、微小却是一定程度上的报复。 只不过，当时我去医院的时候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有我这种父亲真是抱歉。”当我把行李放进病房，听护士做了简单说明后，父亲这么嘀咕了一句。当时他正把右臂放入病房配备的血压仪里测量。我闲得无聊，坐也坐不定，只能站着等母亲的电话。 “唔，你几乎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