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每本书都遇到这种情况：文学批评家比8形面包和阿司匹林售货员的表达方式更复杂些，但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他们也想在我的作品中听到当地口音，建议我停止对过去的诉说，写点德国的事。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只有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化解过去。在吃饭的时候要看着德国面包，好忘记倒霉面包。如果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会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愿以偿。我越是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的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有时我很想大声质问：你们知道什么是受伤吗？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芜，它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东德人对此已经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